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那個年代

如果說戰爭給人帶來的是心靈的創傷，那麼對於許多在1948即隨國民政府遷台來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光明的遺棄，也是光明再造的一個時代。斯蒂芬．次威格說：「每一個黑影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的活過。」



我們把國家認同分作兩類，一類是認同國家運作機器的一群人，特徵：唸書較少，對事服從，只求平安，少惹麻煩。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想，中國庶民社會的想法，在1948年以後的五十年，我們不斷的靜默在扮演著這樣的角色。我們無聲的奉獻了居住遷徙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秘密通訊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



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在國家龐大的機器之下，台灣人有一部分的人是認同他所帶來的穩定，不是認同他所帶來的自由，中華民國跟中國是分不開而結為一體的，當五零年代的人們認同到中國，他們想起的是長江，黃河，大片的中原土地，以及，失落的河山。在失落的同時，收復，便成為一個終極的精神目標。「反攻大陸」，「保密防諜」，「殺豬拔毛」．這些口號，連三歲的娃兒都知道該怎麼喊出口。在學校作文裡寫的是「民族的救星」，「大有為的政府」，「忠勇為愛國之本」 ，那麼，在他們的思想裡，我們該如何去分析國家認同？



中國和中華民國沒有差別，中共竊據大陸，多少人認為還會再回去，他們是台灣人。多少人認為豬去狗來，沒有差別，這是庶民社會的國家認同，這是五零年代的國家認同。



另一類，我們稱作是知識份子類。特徵：在中國參加過抗日浪潮的人，在台灣參與過抗日運動的人，唸過一點書的人，知道並且清楚的意識到國家和民族的相依附連性，左派的人，知道一些馬克思思想的人，反骨的人，逆道而行的人，見過外面世界的人。



陳映真的書《我的弟弟康雄》裡面一篇說道，「當七星山上的紅星殞落，我們究竟看見或遺留了什麼？農民和勞工的苦並沒有因為國家的不同而有所改變，這些人失望了。」



試論國家認同的本質，基礎是一個建立在情感，民族主義，道德藩籬的思想體體系，當藩籬建立，藩籬外的人便是敵人，藩籬內的人便是共患難生死的同胞，在軍事威脅的年代，這樣的情感與安全牢不可密的連結了起來，透過教育有系統的讓所有有唸書的台灣孩子知道，我們的敵人是中共，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我們該認同的是中國的那一片江山，我們知道的是四書五經，我們清楚的是國家，就是保衛人民的最後一道防線。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



在軍事威脅的時代情緒之下，林獻堂等人，他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們的國家認同放諸心理，移居東洋。對五零年代在火燒島被關過的人們而言，國家除了疑惑，也充滿著恨意。許多人只是郵差，巷子口賣醬油的，教書的，他們見過紅色的本子和他們不懂的話語，於是他們在黑暗的不見天日的牢獄之中體驗他們的國家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苦痛。那些心知肚明的人會在死刑的時候大聲的唱出禁歌，他們蒼白的臉上會透漏著堅毅的神情，國家是給人民保護和提供的一個形體，認同是一個形式，中心的思想，應該還是那一股民族的本質。



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在嚴密的五零年代，討海的百姓只能驚異的看著特務將人像垃圾一樣倒進深深的黑水溝。孩子們大聲的朗誦著蔣總統的英明偉大，而他們的父母，在運著菜籃車，背上背著孩子的同時，默默的走向那一條長長的市集，旁邊的牆上，大大的紅字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多數的台灣人而言，國家認同，不過是那八個字。